松江华亭（今上海市）人董其昌（字玄宰，号思白），是明代的书画大家大牛配资网，也是明朝后期官场上的一位来去从容、操持有道者。

董其昌三十五岁（1589年）时，金榜题名，得中进士；八十岁（1634年）时，主动致仕。期间四十五年的官宦生涯中，董其昌有十八年在做官，有二十七年在离职归隐。有着如此阅历的王朝臣子，史上少有。

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，董其昌考中进士后，被朝廷选为庶吉士。随之，他先入翰林院深造，后供职于翰林院。此后，董其昌陆续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、福建副使、河南参政（从三品）等官职。

后来，发现时局不利的董其昌以身体有病为由，上奏“乞休”。于是，朝廷恩准董其昌挂“编修”职衔退养。随之，董其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朝廷，“家食二十余年”。

董其昌“乞休”的主要原因在于“国本之争”。即朝臣与朝臣之间、朝臣与皇帝之间，为了后继之君的确立而进行的政治博弈。

当时，朝廷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一是，大多数朝臣立足“立子以长”的原则，主张拥立宫女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这一主张得到了慈圣皇太后的大力支持。

二是，明神宗喜爱郑贵妃，爱屋及乌于福王朱常洵。因而，明神宗执意立自己的爱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为太子。部分朝臣也附和明神宗的意见。

这种情况下，董其昌感到难以选边站队。拥立朱常洵，就会和众臣为敌，惹怒皇太后；支持朱常洛，就要与当今万岁爷对立，恐遭不测。

再者，一旦自己支持的一方当不了皇帝，那将吃不了兜着走。于是，不敢明确意见、不知如何是好的董其昌就奉旨“病休”了。

董其昌“病休”二十余年后的1620年（泰昌元年），明光宗朱常洛承继了帝位。

这时，曾经为朱常洛讲过学（《明史》：“皇长子出阁，充讲官”）的董其昌，便以皇帝老师的身份回归朝廷，职任太常少卿，掌国子司业，负责《神宗实录》的编纂工作。

但是，明光宗来去匆匆，仅仅执掌了一个月的天下，就撇下他的老师，告别了人间。随之，明熹宗朱由校登上了帝位。

成为帝王的朱由校继承了先祖的遗风，一是尽情玩乐；二是信用近臣。于是，明熹宗倍受宠信的乳母客氏与大太监魏忠贤，就全权替他处置着大明王朝的国务。

这样一来，本就腐败没落的大明王朝，愈加暗无天日，混乱不堪。如此的朝廷氛围，又让董其昌有了难以存身的感觉。

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董其昌离开了北京，走马上任南京礼部尚书。虽说远离了一线朝政，但宦官专权下日益危乱的政局，使得董其昌于一年后再次退隐。

董其昌“家居八载”后的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，大太监魏忠贤被处死了，大明王朝的政局一时间呈现出了清明向上之象。

于是，七十七岁高龄的董其昌“应征”出仕，“掌詹事府事”。不料，好景不长，魏忠贤的余党又在暗地里掀起了“党争”，大力排斥、陷害“东林党”。

“东林党”人士讽谏朝政、评官论吏，大力倡导公正廉明，极力主张吏治改革，一再要求开放言路，反对权贵骄横妄为、贪赃枉法。

这些主张，虽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可与支持，但也遭到了专权于内的权宦，及其党从于他们的势力的强力对抗。

董其昌历来游荡于“党争”之中，从不明确地倾向于哪一派系。既与呼吁廉政的“东林党”有来往，也与非“东林党”人士走动着。比如，他与反“东林党”的阮大铖的交情就不错。其死后的谥号“文敏”，就得益于阮大铖。

再次出现的派系之间的政治争斗，又让董其昌预感到了生存危机。随之，已界耄耋之年，欲保晚节的董其昌，断然于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告老还乡，彻底结束了仕途生涯。后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善终于家乡，享年八十二岁。

几十年的宦海游历，凭借科举进入大明精英阶层的董其昌，每当危机来临，或是萌显之际，适时退隐、复出，从不贪恋官位、权势。董其昌虽然多起多落，但都是他的主动之举。

明哲保身，善始善终，是一种政治智慧。通过大明官吏董其昌的官场行止，可以得到较完美的诠释。

主要参考文献：《明史董其昌传》大牛配资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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